长征中的毛泽东：如何在逆境中展现领导力
遵义会议使毛泽东重新掌握军事决策，结束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。然而，并非所有人都对此表示认同，凯丰就是其中之一。在会议上，凯丰直言不讳地质疑毛泽东的战略，认为他的胜利仅仅是凭借《三国演义》和《孙子兵法》的理论。尽管会议上通过了组织决议，凯丰表面服从，内心却对这次权力的转移感到不安，觉得对博古等人的罢免意味着指挥权的争夺变得异常敏感。
不过，没过多久，苟坝会议发生了意外的变故。经过两次渡过赤水河后，红军在娄山关和遵义的胜利使士气高涨。在一次会议上，大家一致决定对打鼓新场展开突袭，力求一举消灭驻守在那里的黔军。唯独毛泽东坚持反对，他清楚如果长时间无法攻下敌阵，四面围绕而来的敌军将会让红军陷入极为危险的境地。虽然道理显而易见，但在表决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让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，甚至他刚刚上任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也遭到了撤销。对于常人来说，刚刚争得的权利被当众否定无疑是面子上难堪，心里也会感到委屈。包括凯丰在内的许多人对此心中揣测，毛泽东会不会因此沉默不语，心怀不满？
然而，在那个深夜里，毛泽东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怨言或争辩。他提着一盏马灯，穿越漆黑的山路，独自走了好几里路，找到了周恩来。他耐心地分析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后果，请求周恩来暂时不下达作战命令。正是凭借这盏马灯，毛泽东成功阻止了一条可能将红军推向险境的军令。
次日清晨，侦察情报传来，敌军已经迅速向打鼓新场靠拢。大家皆感到无比惊恐，如果昨晚的命令照常发布，红军很可能会陷入敌军的包围圈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这一事件深深震撼了凯丰。最初，他以为大家争夺的只是个人的权力与胜负，但此刻，他目睹了毛泽东在被撤职和不被理解的情况下，所关心的却并非个人的地位与荣辱，而是数万红军战士的安危和革命的未来。之前的疑虑与隔阂在这一刻逐渐消解，凯丰看明了，毛泽东追求的不是权力，而是红军的生存之路。
就这样，在苟坝的那一夜，大家意识到军事形势瞬息万变，频繁的会议表决可能会耽误战机。于是，周恩来、毛泽东与王稼祥组成了新的军事小组，全面负责军事指挥。随后，凯丰的想法逐渐转变，认同了毛泽东的军事观点。他终于理解到，真正的革命者不会因为职位的得失而动摇初心，权力的本质是服务于革命，而不是争取个人的面子。土城的复盘、苟坝的马灯、四渡赤水的灵活战术，这些一桩桩事件，赢得了战友们内心的信任，而非依赖任命来建立威信。这段长征的经历，也让后人明白了共产党员的初心是什么。
